周六荐书｜麦克阿瑟与战后日本的民主化

撰文：威廉·曼彻斯特

翻译：黄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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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男人，既高尚尊贵又龌龊卑贱，既令人振奋又使人震惊，既狂傲自大又腼腆羞怯。他堪称人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卑鄙小人。他两面三刀、荒唐至极，却又卓尔不群。他超凡的个人魅力、钢铁般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无疑成就了美国天赋异禀的军人。万夫莫敌的他拥有22枚奖章（其中有13枚都是为了表彰他的英雄事迹），大概足以超越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大人物。

在他英勇无畏、坚定刚毅的硬汉外表之下，其实还隐藏着桀骜不驯、急躁敏感、常常泣下沾襟的一面。他渴望公众的赞誉，却因得罪新闻界而不得人心。“二战”结束之后，他对于战败的日本表现得十分宽容，却因两位日本将军与他作对而处决了他们。20 世纪40 年代，他凭借在堪培拉、马尼拉和东京的战役东山再起，成为民族英雄，但从未在华盛顿政坛中出人头地。

以下文字受权节选自《美国的恺撒大帝：麦克阿瑟》（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1月）第八章：最后一岗 1945~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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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神道教的星座中有一颗固定的星星的话，它一定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天庭的皇帝”。身处国家核心的他是不可动摇、遥不可及的神圣存在，只有神道教的神明才能够拜会他。即便是在投降之后，顽固的武士们仍旧向裕仁麻木的子民预言他很快便会东山再起，或甚至在广播中呐喊“尊崇天皇！驱逐异族！”的口号。很快，他们在重拾 1945 年 9 月 28 日的报纸时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们身材矮小的统治者站在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身旁。他前去拜会了将军，一手拿着高大的礼帽。一些日本人认为这张照片是伪造的，还有人相信裕仁是在刺刀的威胁下走进美国大使馆，度过危机四伏的几个小时的。然而这次的会面其实是将军的主意。正如麦克阿瑟所预测的那样，裕仁在好奇心或对自己国家改头换面的感激之情的驱使下行动了起来。据拉里·邦克回忆，他是第一个从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吉田茂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前一天早上曾跨过护城河的吉田乘坐电梯来到 6 层，通知将军的参谋，他的统治者希望能够和最高统帅谈话。麦克阿瑟回复道，自己不想踏足皇宫，他的位置不允许他这么做。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使裕仁前来公共场所第一大楼拜会自己的侵略者将会是一种无谓的苦刑。因此，他计划在大使馆接见他，并允许天皇带上一位翻译。他们将拍摄一张照片，然后进行半个小时的会谈。

将军匆匆赶回了家，直奔客厅。他的身上穿着朴素的土黄色军服，既没有佩带勋章也没有佩戴袖章，领子还敞开着。那天的天气很温暖，因此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更换衣服。不久前，第一大楼里的岗哨刚刚打电话来报告，一队由老式黑色戴姆勒轿车组成的车队出现在了樱田门的门口。上午 10 点，车队跨过了护城河，驶过被摧毁的海军部、沙地和大仓集古馆，卷着滚滚尘土停在了大使馆门口的车道上。站在大使馆门廊旁的邦勒·费勒斯是第一个看到天皇的人。除了丝质的大礼帽，裕仁还穿了一件老式的燕尾服和直条呢裤。面对着他坐在折叠式座椅上的是他的翻译官和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侯爵（一个身材矮小结实、年逾五十的男子）。他的作息时间总是精确无误，以至于皇宫里的其他人都称他为“计时器木户”。地位较低的其他官员（宫廷大臣、礼仪官、国库保管员和各式各样的皇室用人）都随行坐在其他的车子里。

裕仁和木户走向门口。费勒斯敬了一个礼，另一位军官则彬彬有礼地邀请侯爵站到一边去。天皇此刻应该感觉很糟糕。通常，他的身边都会有掌玺大臣或另一位贵族从旁解释“天皇感觉……”或“天皇在慎重考虑之后决定……”或“天皇希望……”。木户疯狂地挣扎着想要陪同自己的君主走进大楼，但那是不可能的，面带微笑、恭谦有礼的美国上校们千方百计地阻挡着他的脚步。裕仁带着紧随其后的翻译官颤抖着向前走去。在接待大厅的入口处，他突然遇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嘴里低声叫了一声“陛下”，然后亲切地握住了他的手。在翻译的帮助下，将军回忆起自己曾在日俄战争接近尾声时得到过天皇父亲的召见。他示意天皇在壁炉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事后，麦克阿瑟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提到：“对方感激地接过了我为他递上的一支美国香烟。我注意到，在我为他点烟时，他的双手是颤抖着的。我试图尽力让他感觉自在一些，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正因耻辱的怒火而倍感恐惧。”

将军后来告诉一位客人，“我是抱着更加坚定地利用天皇的想法来到这里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裕仁是“一个真诚的男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许他也对其他的贵族表示过自己的同情：“我生来就是个民主主义者，被培养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要告诉你，看到一个曾经如此位高权重的人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我的心里感到很痛苦。”麦克阿瑟的确曾经承认过，他的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害怕天皇“会为自己被指控为战犯的事情进行辩护”。不顾苏联人和英国人的强烈反对，最高统帅已经将他的名字从被告名单中剔除了出去，但裕仁对此并不知情。因此，即便他不得体地为自己征求宽大处理，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却开口说道：“麦克阿瑟将军，我来见你是为了让你所代表的国家来审判我的。我愿为自己的臣民在战争中做出的所有政治与军事决定及其所作所为独自承担责任。”麦克阿瑟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寸骨髓都动容了。他是天子。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日本第一绅士。”中规中矩地客套寒暄了 38 分钟之后，他们起身对彼此鞠了一躬。当天皇迈着步子原路返回失意受挫、满头大汗的木户身边时，将军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如流水般的笑声。那是他的妻子。琼正和埃格伯格医生躲在红色的双联褶皱背后偷看。

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这位客人给自己的东道主留下的印象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从他发表在东京报纸上的一首诗中，他的臣民们第一次对他在战后的心情有了模糊的概念：

松树是勇敢的。

大雪压头，

却仍旧常青。

人也应一样。

诗作中的大雪就是占领他国家的同盟军，人指的是日本人，他这是在告诉他们，不要调和或改变自己的国民性格。在许多方面，他们并没有改变，但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势必会带来观念上的转变，尤其是对统治君主本人。首次拜访结束后，天皇每年都会探望最高统帅两次，并与他建立了父子般的关系。这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起初人们还会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打破先例的每一个决定提出疑问：“天皇会怎么说？”但在发现裕仁全盘接纳了这些决定之后，他们也就不再多问了。麦克阿瑟写道：“他在日本进行精神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政治家相信将军应该为此负责。在麦克阿瑟执行总督职责的大部分岁月中担任首相的吉田总结道，最高统帅尊待天皇的做法（下令“所有君主应有的荣誉全都属于他”并坚持不对他进行审判和处决），“比其他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利于他在占领期间获得历史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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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让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政策变得自相矛盾。埃格伯格医生注意到，在成为总督之前，无论是地位还是成就都如日中天的麦克阿瑟在进驻第一大楼时，的确还不太懂得应对媒体。这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错。他对待记者的方式和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对待自己的混血情妇伊莎贝尔·库珀的方法相差无几：他们应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供他利用，而在他于其他地方忙碌时保持沉默和温驯。记者们在报道中提到其他亚洲国家仍在恐惧日本的强大，认为将军的政策过于软弱，并对将军没有惩戒天皇的行为表示失望。将军对他们感到愤怒，还严格地审查了他们的稿件。一次，将军还曾批评他们是“一群没受过教育、专门采访警方新闻的记者”。诚然，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不如他所批评的那样。约翰·冈瑟写道：“我在东京待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便深信有关麦克阿瑟的报道将是史上最糟糕新闻报道。”人们惊奇地发现了记者们在报道有关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故事时几乎全都会忽略一些方面。除却大型日报，我们从一位杂志编辑那里得知，最高统帅在发现“美国的租借装甲（主要是坦克）被用来对付中南半岛人民……那些我们承诺要靠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解放的小个子人民”时，气得满脸通红。当时，经罗伯特·舍伍德审核过的新闻报道中很少透露麦克阿瑟的心情，因为“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与亚洲人民的友谊”，就必须用“宽容大度”的措辞来表达美国人的影响力和实力。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某位记者与麦克阿瑟会面后的记录来看：“将军如今认为媒体应该把停止为海、陆军将军们树立英雄形象作为自己工作的第一步。同样，全世界的媒体也应该从根本上停止美化战争。他感觉这两点与影响公众舆论接纳战争方面有很大的关系。”麦克阿瑟认为，“去除海陆军将军们的英雄形象和贬抑战争是媒体眼下可以抓住的课题”。

摆在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面前的难题是，他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难以改变的活跃公众形象。他的偏执妄想辅助说明了这一点。华盛顿方面的强大势力反对让美国投身远东，认为此举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全部努力，何况此事也值得争论。可当将军控诉他们的政策有失偏颇时，他们忽略了他的呼声。他太常谎报军情了。他势不可当的自尊心就是另外一个佐证。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安写道：“全世界有上百万人都认为他是个任性的独裁者。”正如狡猾的官员詹姆斯·伯恩斯于 1946 年所说的那样：“尽管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他还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 —仿佛他爱慕虚荣的品质不是他作为最高统帅所必需的似的。西博尔德大使表示，除了他和他手下的美国外交官，没有人注意到将军对待美国驻外官员是多么的“谦逊有礼、乐于合作”。然而，当他威胁要“炸开国务院”时，记者们却把他的话搬上了报纸的头条。

在这一点上，他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此举为他招来了一个和他一样才华横溢却又报复心极强的男人的敌意：迪安·艾奇逊。 1945 年 9 月 17 日，哈里·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放出话来，说占领军的兵力可以削减到 20 万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我最先是从媒体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这无疑是一条新闻（他早先的估计是 50 万人，后来降至 40 万人），代理国务卿艾奇逊感到自己被他深深地冒犯了。在华盛顿方面第二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艾奇逊刻薄地表示：“我很惊讶居然有人能够预知日本所需的军队兵力……占领军是政策的工具而不是政策的决定因素。”代理国务卿的这番话错了。他援引的是理论，他应该知道的是，东京方面的现实与此是截然不同的。艾奇逊的评论在当时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他担任副国务卿的任命还有待确认。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斯·惠里对此投出了反对票，指责这位被任命者“玷污”了一位伟大军队英雄的“名声”。没有人支持这个内布拉斯加人；就连罗伯特·A. 塔夫脱也认可了总统的选择；选票结果为 69 票赞成，1 票反对。不过惠里很快就不会感觉势单力薄了。正如艾奇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预见未来，也许就能意识到这次小规模的争论正是一场大战的开始。”

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批评者中包括了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这一事实似乎不足为奇，尽管他们反对他的立场如今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和想要拥有“比美国人更强硬的政策……一个苛刻，甚至是惩罚性政策”的澳大利亚人一样，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麦克阿瑟作为一个征服者实在是过于宽容。 I. F. 斯通认为，维持日本政府结构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无须多想就能明白，如果我们仅限于通过一个维持旧制的政府来执行自己的职能，几乎是无望打破日本统治阶级（贵族、富豪、官僚和军队）手握的权力的。”《新共和》杂志为指派将军担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一事感到后悔，因为它认为他会“满足……日本发动战争背后的保守社会与经济因素，并且很乐意支持另一场战争”。《国家》杂志则援引了哈尔西的话，说他很想一脚“踹向”那些在投降协议上签字的“日本代表团成员的脸”。杂志评论道：“（此话）既缺乏优雅又有失礼貌，却一语中的、令人满足—莫名其妙地让人感觉安心。”

麦克阿瑟保留天皇、决定让日军自行缴械、拒绝禁止日美亲善行为以及威胁要惩罚殴打日本人的美军士兵的行为让菲律宾人、法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以及英国人产生了误解。英国政府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因为麦克阿瑟不仅宣布他希望日本能够重建自己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还拒绝将它排除在英镑适用地区之外。从另一个角度发起进攻的乔治·凯南表达了自己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解散日本宪兵和国家武装军队的“惊奇与担忧”。他后来写道：“日本的中央警察机构已经被摧毁了。在占领局势下，它没有对抗共产主义渗透和依然朝气蓬勃地展现自身威力的政治压力的有效手段。如果占领军或美军撤兵，它也没有可以依赖和大幅增加的兵力。面对这一情形，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当时的占领政策从本质上粗略看来，似乎就是为了追求让日本社会无力抵抗共产主义政治压力、让共产主义者接手铺平道路而设计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用处。”在日本国外，共产党人内部也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和《真理报》的尤里·朱可夫共进了一顿午餐之后， C. L. 苏兹贝格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朱可夫认为最高统帅“在为日本做一件好事”，可纽约《工人日报》的头条却写着《麦克阿瑟串联法西斯分子》。当时支持亨利·华莱士的美国左翼进步分子把盟军驻日最高统帅视为自己的天敌。华莱士的追随者憎恨的正好是这种受过良好教育、对政治感兴趣的五星上将，其参谋长还认为美国需要一位保守的独裁者。然而美国的右翼人士也绝不相信他属于自己的阵营。麦克阿瑟曾经是他们的英雄，未来也是一样，可那些拜会过他的人回来时总是满心困扰。他们知道五角大楼方面希望美国的驻日基地能够永存下去，不管日本人是否愿意，而他们对此也表示认可。可是最高统帅却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此举无异于实施“殖民化”。除此之外，他对商人的态度（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均一视同仁）也为他们敲响了警钟。

正如某位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麦克阿瑟想要的是“毫无污点的占领”，他严格限制外国商人从日本获利。这就是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面对共产党人说他肆意剥削的指控时做出的回应。此外，他还与旧日里的封建寡头“财阀”因苛捐杂税的问题断绝了关系。以上两点都令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他们的发言人分外不悦。《财富》杂志攻击称这属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主义”。愤怒的将军给杂志的编辑发去了长达 6 000 字的辩驳，但加州参议员威廉·F. 诺兰要求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经济政策进行一次国会调查。紧接着，《新闻周刊》登载了一篇有关詹姆斯·李·考夫曼的故事。这位对日本颇感兴趣的美国人谴责了麦克阿瑟解放生产力、清洗军国主义者、解散日本工业联合会的做法。他控诉道，这些举动让美国纳税人背负上了“不必要的沉重负担”，耽搁了重建，还“草率地”把经济“分割成了几个部分”。就连西博尔德也怀疑抨击财阀的行为是“惩罚性和破坏性的，只能是徒劳”。《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R. 麦考密克上校飞往东京，抗议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将军回答他：“这不是社会主义。但真正的社会主义总比垄断的社会主义要好。”在此之前，麦考密克一直都十分支持麦克阿瑟的总统梦。然而此次飞回美国后，上校却转入了塔夫脱的阵营。

这应该能够激起美国记者的好奇心，让他们动笔书写在第一大楼里制定出来的政策了。任何惹怒了麦考密克的保守主义者都值得大家自己审视一番。可他们仍旧固执己见地不肯同情将军，而他也仍在以错的方式与他们产生摩擦。尽管将军对待他们的方式很漠然，却还是极其留心他们对自己写下的一字一句，而且内心很容易受伤。西博尔德评论道，他与“个别新闻记者的公开争吵变得越来越出名……他受到媒体攻击时的反应让人不忍直视”。他在日本的公关主任弗拉伊内·贝克不耐烦地告诉记者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将从公关办公室的新闻稿中得知有关占领军的消息。”贝克还写信给他们在美国的编辑和出版商，公然侮辱他们、抱怨某几篇报道。比方说，他曾经指控其中的 7 个人“遵循的是共产主义者的规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E. 默罗在收到贝克针对该公司驻东京记者威廉·科斯特洛的抱怨之后写了一封回信，让贝克放弃了这个方法：“你的来信大大提升了我们对科斯特洛工作的信心。”

这些都是令人不悦的多余之举。大部分密切关注日本发展的人都知道占领行动进行得格外顺利。《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日本是盟军政府的一个亮点。麦克阿瑟将军的行政机构是政府的楷模，是远东和平的福音。他肃清了武士之神的独裁统治，建立起了由人类皇帝统治、建立在人民意愿和自由选举基础之上的民主政府。”结束赴日访问后返回美国的菲利普·C. 杰瑟普大使告诉媒体，这次访问让他对“日本人民自战争结束以来取得的非凡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麦克阿瑟将军为此做出了卓越且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罗杰·鲍德温在将军“伟大的军旅生涯中”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品质” —“对民主自由的深刻承诺、对人民平等的本能反应、对战败的日本人敏感心理的尊重和作为一位改革者的热忱……然而当人们评判他的历史角色时，是不会否认他强大的人格魅力给所有人留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的：他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深深投入、他的正义感、他的高标准和他坚定的理想。”埃德温·O. 赖肖尔写道：“麦克阿瑟将军是战后世界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日本的成就也许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当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另外一些占领军领袖们是无法做出与之相称的贡献的……他在历史伟人名单上拥有双重稳定的地位。”

赖肖尔补充道：“和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倒是更加欣赏他的某些品质。”他的话是颇具洞察力的。日本人仍旧相信英雄，麦克阿瑟的同胞们则对英雄逐渐失去了信任。让他深陷困境的另一个根源是他对东京记者团的忽视。为了替自己自行暴露在敌军炮火之下的行为进行辩护，他反复提到：‘如果你看不见他们，是无法和他们作战的。’除非他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些记者，否则是很难赢得他们的信任的。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事实令人痛心，因为很少有人在采访他之后能够得意扬扬地离开第一大楼。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安写道：‘他可以是一个十分温暖又颇有人性的人……以至于来访者不禁会怀疑自己是从哪里获得麦克阿瑟是个冷漠的人这种印象的……第一次前去拜访他的人在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整个人都如同被催眠了一般，嘴里嘟囔着类似‘天才’‘杰出’‘伟大’之类的词语……一些对他态度强硬的批评人士在走出他的办公室时心里都会产生彻底的转变。他在对话中展现出来的光辉会让人真的以为自己正站在一位伟人面前。”

在他失势之后，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温和地嘲讽了那些崇拜他的人。他们评论道：“尽管他总是拥有众多的爱慕者，麦克阿瑟教派起源于战后的东京第一大楼。主教每天都会在那里主持礼拜，力图让来访者皈依自己的教派。”毫无疑问，他的参谋团队中有人对他过分谄媚。据鲍尔斯回忆，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曾经收到过他的飞行员安东尼·F. 斯托里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这位正在马尼拉休假的空军中校开头写道：“亲爱的将军，我写的这张卡片是要送给一个能和上帝交谈、散步的人的。”对爱德华·M. 阿尔蒙德来说，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是“还健在的最伟大的人”。而乔治·E. 斯特拉特迈耶更认为他是“史上最伟大的人”。另一位军官告诉冈瑟：“他太庞大、太难以捉摸，我真的不理解他……没人能够理解他。”这些职业军官的未来都要依赖麦克阿瑟对他们的看法，因而他们的判断绝对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们的观点却得到了其他人的肯定。赖肖尔认为将军拥有“深刻的使命感”。西博尔德认为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消除了日本军权的威胁，引导日本人走上了民主政府的道路、躲开了共产主义者的势力范围。他总结道：“上述三个主要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麦克阿瑟将军首创精神的结果。” C. L. 苏兹贝格在巴黎与艾尔弗雷德·M. 格伦瑟共进晚餐后写道：“格伦瑟承认，自己在去年夏天前往东京时对麦克阿瑟是怀有成见的，但他离开东京时，麦克阿瑟的魅力和人格已经说服了他。‘他用了多长时间让你转变了心意？’阿尔（艾尔弗雷德）问我。‘大约 30 秒钟吧。’‘哦。’阿尔冷笑道，‘他在我身上大概花了 30 分钟。’”亨利·卢斯前往第一大楼拜会之后，《生活》杂志评论道：“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英国的全盛时期—这几个世纪里光辉而又悲剧的戏剧意义都是他头脑和精神里永恒的提词器。”他所获得的所有褒奖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他被视为是一位和蔼可亲、德高望重的人物，其智慧指引着他麾下将士的命运，保护他们不受敌意的侵袭。菲利普·拉福莱特写道：“他身上的某种特质总会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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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忘不了自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以来便一直主导自己国家政治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政界元老”。作为在明治维新（推翻专制封建主义的运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政界元老们成了君主的顾问，通过命令和审慎的暗示实际掌控着国家。与此类似，麦克阿瑟也通过天皇、内阁和国会管理着日本，从而维持了政府的连续性。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日本人统治日本的制度并未终止。即便是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协议的那一刻，日本人民也仍旧处在自己国家的政治家和行政部门管理之下。

麦克阿瑟还拥有欧洲同盟国所缺乏的另一个强大优势。苏联挫败占领行动的企图一直都在四处碰壁。用赖肖尔的话来说，位于华盛顿的盟国远东委员会“身居高位，却是个华而不实、徒劳无用的摆设”，而位于东京的同盟管理议会起初还是“激烈争论”的竞技场，后来又“陷入了假死的状态中”。议会在与第一大楼位于同一条街上的明治保险大楼二层的一个镶板会议室中成立，被赋予了模糊不清的“顾问”角色。麦克阿瑟只参加过该议会较早召开的一次会议。“既然议会的作用是……咨询，”他直截了当地说，“它就不能把盟国驻日最高统帅的独有行政权所担负的沉重管理责任拆分开来。”从那以后，他就对该议会放任自流了，由西博尔德代替他来出席会议。大部分会议的时间超不过一分钟，那些耗时较长的会议处理的都是与被苏联扣押的日本战俘有关的情感问题，而结局都是苏联代表库兹马·N. 杰烈维扬科中将昂首阔步地走出会议室，身上如鹅卵石般硕大的肩章愤怒地摆动着。麦克阿瑟对付杰烈维扬科的方法是经常给他写信，指出他的观点使得自己获益匪浅，而自己对此心怀感激。

在大部分美国人（甚至包括许多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手下的军官）的印象中，最高统帅的使命是要将民主政治引入日本，可他实际上接到的命令是“同盟国不负责把意愿得不到自由表达的任何日本人民支持的政府形式强加于日本”。但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1945 年10 月初，在遣散了日本军队之后，他发布了一条公民自由指令，取消了所有限制政治、民事和宗教自由的规定。宪兵制度被废除，其拷问室也被摧毁。所有政治犯都被释放。报纸（包括共产主义的《赤旗报》在内，直到大罢工的前景威胁到了整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喜欢的内容，当然是在不批评盟军驻日最高统帅的前提下。也许麦克阿瑟从未想过他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无论如何，很少有媒体提出抗议。他们的专栏里充满了之前一直向读者隐瞒的信息，而将军也朝着责任选举迈出了第一步：拥有消息灵通的选民。

同一周，东久迩宫稔彦王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作为裕仁的叔叔，他不想主持破坏皇权的事务）由反战的 73 岁政治家币原喜重郎男爵接任。币原跨过护城河，按照自己的想法礼节性地去拜访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递给他一张列表，上面列举了他希望“尽快被同化”的改革项目。它们是：妇女选举权、“鼓励工会发展”、宽限和允许学校教授“政府是服务机构而非人民的主人的制度”、不允许官员进行“秘密调查和滥用职权”、终结垄断、更加广泛地分配收益和实行产品与贸易的公有制。将军表示，他估计这些步骤需要彻底的宪政改革，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够快点儿行动起来。

币原眨了眨眼睛离开了，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改写《大日本帝国宪法》。委员会清楚，麦克阿瑟的愿望就是命令。内阁成员兼委员会主席松本 治博士前去拜访了将军当时的首席政治顾问小乔治·艾奇逊，向他询问委员会该做些什么。艾奇逊让他们撰写几条修正案，削弱皇权、废除军队。其实这些措施全都是麦克阿瑟当时早就想好了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将军叫来惠特尼，开口说道：“委员会没有找到头绪，所以还未采取行动。你去介入一下，帮帮他们。”惠特尼发现委员会陷入了僵局。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彻底变化，保守主义者对此却丝毫不肯接受。鉴于松本本人就比较保守，保守派得以独行其是。 1946 年 1 月，一份草案被送到了最高统帅的手上。将军事后写道：“最终，这不过是对旧《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重述。天皇的权力丝毫未被删除。他只不过是从‘神圣不可侵犯的’变成了‘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新的宪法草案不仅没有加入权利法案，还撤销了几条已经存在的权利……换句话说，在经历了 3 个月的努力之后，宪法依旧是老样子—可能还大不如前。”

麦克阿瑟的处境十分微妙。将军没有解散从东条政权延续下来的冥顽不灵的国会（其中就包括松本这样的顽固分子），而是在 4 月10 日安排了一场普选，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非官方的公民投票来试探选民是否赞同修订宪法。如果把松本的草案交由民众考虑，他们投票赞同或反对的就正好是明治宪章的副本。公投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他听说代表盟国愿望并一直希望实施更加严格占领政策的远东委员会，已经对宪政改革和让日本作为强国重新崛起的事情表达了不满。如果日本人民认可他所希望的草案，他就能向委员会展示一切已经成了既成事实。这是一个公关问题，尽管并不是表面上的；没有国家宪章的法律支持，他就无法着手让 4 月份选举出来的国会通过他的立法计划。他决定，得到他想要的宪章版本的唯一方法就是亲自动笔。碰巧他对民主宪法很感兴趣，还曾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大量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宪法内容。他从拍纸簿上撕下了一大张黄色的纸，落笔写道：“宪法四点……”

2 月中旬之前，他便写出了他想要的内容。他骄傲地写道：“这无疑是历史上最自由的宪法，借鉴了许多国家宪法的精华。”一位日本学者在抨击霸道的将军欲将新宪法强加于日本的同时也总结道，这是一部很好的宪法：“尽管某些麦克阿瑟式的浮夸措辞令人厌烦、不具备日本特点，组织架构也过于松散和冗长，但其中的条款却符合真正议会民主制的最高标准。”许多日本人都对“公务员”的概念感到不太愉快（习惯上，日本的官员只对皇室负责），有些人还认为杰斐逊的“追求幸福”是不道德的。尽管如此，它的结构是合理的。天皇被弱化成了一种象征，甚至不具有投票权。国会被赋予了立法权，封建贵族制度被废弃，大众自由得到了保障，投票年龄从 25 岁降至 20 岁，劳资谈判得到了保障，两性间建立了“实质平等”。

政府的形态融合了英美两国的特点。国会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也得以确立。首相由两院制立法机关的上议院选出，任期四年；如果在某个议题上遭到了挫败，他既可以要求下议院选择一位继任者，也可以要求进行新的选举。最突出的是被称为“不发动战争”条款的宪法第九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潜能。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罗伯特·E. 沃德在 1956 年 12 月出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中总结道，麦克阿瑟亲自“下令将禁止参战的内容加入了如今的日本宪法”。将军敏锐地察觉到有人指控他将新宪法硬塞进了日本人的喉咙里，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日本可能需要抵御来自苏联或中国的威胁，后来写道，这是币原喜重郎的主意，他只不过是表示了赞同而已。他说：“多年以来，我一直相信战争这种解决争端的过时方式应该被废止……原子弹的完善让我对战争的厌恶达到了极致。”赖肖尔仅仅写道，盟军驻日最高统帅和日本人“愉快地同意了”这一条款。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后续发生的事情来看，基于“不发动战争”条款，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将第 33 任总统（杜鲁门）视为了鹰派人物，而最高统帅则成了鸽派人物。《基督教世纪》在 1946 年4 月 17 日出版的刊物中评论道：“杜鲁门先生仍旧活在一个过去的时代中，认为只要战争来临，国家就必须取得胜利。麦克阿瑟将军则清楚，战争到来时，谁都不可能成为赢家。”

日本人家喻户晓的最后一个版本被称为“麦克阿瑟宪法”。将军认为新宪法是“旧明治宪法的修正案”，因为他“认为利用这一策略能够确保延续性，而延续性对日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3 月 6 日，他宣布最终草案获得了他的“完全批准”。内阁和东条曾经亲手挑选出来的国会成员们也不情愿地表示了赞同。有些人对此感到大为震惊，一想到裕仁可能会认为他们做得有些过火便浑身颤抖。可当币原喜重郎和外务大臣吉田茂到访皇宫、胆怯地把宪章摊在天皇面前时，天皇却告诉他们，他支持里面的所有条款，包括废除他的权威的内容。宪法被发表在了所有的日本报纸上，并邀请民众提出建议。麦克阿瑟写道：“我从未见过哪份类似的文件曾受到过如此多的关注，还引起了公开辩论，包括我们自己的宪法。”这样的说法有些荒谬。媒体对新宪法的批评被压制了下去，官方广播还被强烈要求发表支持新宪法的言论。一个被包裹在神道教行为准则中的民族是不大可能拒绝他们自己的领袖和新任的“竹子屏风后的男人”批准的文书的。的确没有人提出异议。 4 月，公开表示愿意服从新宪法的候选人赢得了超过半数以上的选票。

5 个星期之后，迟钝的远东委员会警告麦克阿瑟，他们不赞同他这么快就解放战败的日本，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日本人民已经开了口，而盟军驻日最高统帅也已经向他们表示了祝贺。鉴于新宪章中的大部分条款都来源于各国政府自己的宪法，推翻最高领袖如今就相当于否认同盟国的战争目标。所以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地看着裕仁宣布当天为国家节日，庆祝这一文件得以通过。在一场举行于皇家领地入口处的仪式上，天皇在倾盆大雨中自行举着雨伞，宣布宪法为这片国土上的法律，号召从前的子民们捍卫和行使自己新的权利。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妇女们纷纷穿上自己最好的和服前去参加当地的庆典，男人们举着温热的清酒为彼此祝酒，而那些备受将军蔑视、“没受过教育且只会报道警方新闻”的记者们也写下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话，记录入夜后庙宇里仍旧不绝于耳的锣声和热闹的鼓声。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猜到麦克阿瑟的宪法竟能顺利地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三十多年之后，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考察，它仍旧能够持续下去。在它的规范下，日本将成为伟大的工业强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位列傲居榜首的美国之后。但是将军心里略知一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宪法可能是占领日本期间最重要的一项成就，因为它把日本人民闻所未闻的自由与基本权利带给了他们。”他补充道：“我确信，如果占领行动仅仅依靠远东委员会的审议意见，这一目标是永远都不可能达成的—何况苏联还有否决权！”

如果想要全面地审视麦克阿瑟，那么他作为总督所取得的胜利和战后这些年在修订宪法之后所实施的举措就应该被视为他个性表达的中心。在他的一生中，仰慕者只会看到他的胜利，批评者只会看到他的失败。而两者都没有领会到的是，他的个性特征既成就了他的胜利，也导致了他的失败。他的傲慢自大，他对上司的公然挑衅，他对政治过程的幻想，他对踌躇不决的蔑视—这些都将是他最终毁灭的原因。可它们一路上也为他收获了不少历史性的果实，无疑还造就了伟大的民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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