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识字往事：从何时开始，认字不再是件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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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16军的一个师，正在西南剿匪。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了，但战争还在继续。

半年时间内，这支部队辗转2000余里，一边跟野兽、毒蛇较量，一边歼灭土匪10万多人，建立了县、乡两级政权600多个。

刚刚，318团山炮营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奇袭仗，获得师部奖励：一台崭新的留声机。

就在这时，团文化干事祁建华接到一封上级发来的文件。看后，立刻就去找他的河南老乡，山炮营营长铁辛。

铁辛还沉浸在刚刚奇袭得胜的喜悦中，听着留声机里常香玉唱的河南梆子《花木兰》，拍着大腿。

祁建华推门而入就直奔主题，原来那封文件是开展全军扫盲运动的通知。祁建华想说服铁辛，把山炮营当做他教战士识字的试点。

铁辛不以为然。“小日本滚蛋，国民党逃跑，他们怕的是炮，不是字！”

祁建华只好私下里教一些战士认字。那个年代，战士的文化基础都很差，比如，一个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小战士，想给两年没见的媳妇写封信，可是不会写，只会画。自己属猪，就画了一头正在吃食的猪。

祁建华教小战士识字的方法，就是注拼音识字，将字典里的字母拆分成声母韵母，然后组合起来认字。这种方法现在看来很常见，但在当时，是新鲜玩意。他私下里教过的战士，很快都学会了识字。

很快，一纸调令下来，让祁建华进京任职。周恩来主持会议，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向全体与会者说：

今天会议只有一项任务，在全军迅速推广祁建华同志的《注音速成识字法》！

过了几天，祁建华却收到一封从家乡劳改农场的来信，署名铁辛。他觉得很奇怪，急忙拆开读。

建华，你想不到我会在劳改场给你写信吧？但这是真的。

你调往北京的第二个月，国家精兵简政，我就转业回乡，安排在城建局当副局长，主管正在建设的汝河大桥。

新官上任，我急着想干出一番事业为部队争光，后来没有按照施工图纸，双向推填，结果当晚在桥下歇息的49名民工全部被拱桥侧塌砸死，我也因盲目组织施工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判刑10年。

我真后悔当初不跟你学文化。现在家里断了指望，麻烦你寄些钱给你嫂子母子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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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北大教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圈炸开了锅。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钱玄同说，为了救中国，必须废汉字。

这个主意今天看起来荒诞，在当时却是大师们所讨论的焦点。包括蔡元培这样的大师在内，很多人都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走国际化路线。

因为他们觉得，汉字的难读难写，影响到了识字的普及，民众的觉悟。无先进之国民，必无先进之国家。

大师们说话文绉绉，有的人更直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借徐特立之口，这样描述30年代的西北农村：

除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读书写字。文盲几乎达95%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你不晓得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有害。

每到冬天农闲季节，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除了集体扫盲，还有个别教学、炕头教学、送字上门、巡回教学等多种形式，总有一款适合你。

那时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扫盲，正大力推广一种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

毛泽东也是拼音文字的提倡者。

他自信地对斯诺说：

文盲问题，对于一个真正想要提高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人民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任务。早晚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废除所有的汉字，如果我们决心创造出一种群众能参与的新型社会文化的话。

1940年12月，边区政府就颁布法令，确立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之地位。为了配合新文字的学习，不仅出版了拉丁化文字的课本，还办了一份用拼音文字写成的《新文字报》，全部是拼音。不知道的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英文报纸。

当时的拼音课本

但是，当时的拼音尚不完善，致命的弱点很快暴露出来：它无法标识音调。

比如，“wenzi(文字)”、shihou（时候）、yiwu(义务)，也可以理解成“蚊子”“事后”“衣物”，容易造成混淆。对文盲来说，经常需要早上学识字，晚上学发音。

没过多久，这种新文字的推广工作就停止了。大家还得从头来过，走捷径是不行的。

国民政府当然也一直在扫盲，有得有失。蒋介石在推行他的“新生活运动”，口号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名言“国之四维，礼义廉耻”。

对于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谁懂礼义廉耻什么意思，大家只想吃饱肚子。另外，毕竟现在还在抗战期间，也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说：

同志们，八年抗战还剩一多半了，再坚持坚持。

同样在这一年，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一部系列动画片的第一集上映了：《猫和老鼠》。

当时，美国的文盲率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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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中国钢产量为15.8万吨，约占世界的0.1%，人口却占世界的25%。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当时中国的5.5亿人口当中，至少80%都是文盲。别说炼钢，就是好好种地，提高农业产量，都困难。

有的人将肥料的比例配错，毁坏了庄稼；新农具因不会使用而毁坏；记工分时不会写字，只能划横道，时间一久就乱，引起争吵；更有甚者，村会计利用农民不识字，胡乱记账，贪污钱粮。

别说农民，干部的水平一样高不到哪里去。河北省的西高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外村学习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等回来向村民传达内容时，看着自己本子上的圈圈点点，硬是想不起来记的啥内容，急得满头大汗。

不识字的人，遭遇的最大困难，并不是文字本身的用途，而是对世界产生的畏惧和退缩，进而丧失勇气和独立人格。

这年，村里的几个妇女到县城开妇联会议，因为不识字，本想买棉花，却进了男厕所。她们再也不敢出门了，宁可在村里待着。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各地在编写的扫盲课本上着实费了一番功夫。不同地区，针对不同人群，都有不同的内容。

北京市妇联编写了专门给妇女学习的课本，从买菜，算账，到如何看孩子成绩，都有所教授。

但是，各地普遍教学的第一课，都是学自己的名字。

在识字率5%的年代，农民是不配堂堂正正有名有姓的。当年有个姓都是地位的象征

因此，知道了自己何名何姓，也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开始。

一些识了姓名的妇女，嫌名字太土气，请扫盲教师重新起个文雅的名字。好些年轻媳妇都改了名字，肖条条改成了肖丽秀，李桃子改叫李秀民，王欠欠改叫王菊兰。

北京石景山的麻峪村，全村共有420多户，2957人，上过学的人寥寥无几。而读过小学的15岁姑娘李芳华，就成了村里的知道分子，被拉去当起了扫盲教师。

给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人上课，李芳华心里也没谱儿。每天上课前，她先带着妇女们唱一遍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扫盲歌曲，《夫妻识字》：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

放呀么放光明

庄稼人为什么要识字

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

旧社会咱不识字

糊里糊涂受人欺

如今咱们翻了身

受苦人变成了当家的人

这首歌唱的并不是爱情，更多的是一种勇于开眼认识世界，改变自我命运的勇气。

20世纪60年代，王昆作为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陕西队队员为农民演唱

几十年后，这首歌的演唱者——女歌唱家王昆，却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勇气。

从费翔到韦唯，都是唱了一辈子革命歌曲的王昆，发现和推荐到主流舞台的。

1986年5月9日，她组织了一场由一百名年轻歌手参加的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朝鲜族小伙崔健唱了一首歌：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

在走台时，她已经听过这首歌，还鼓励了崔健两句，批准他就唱这首。如果不是她，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可能要晚上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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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全国建立了229所大学，12474所初中、高中，小学数达到547300所。

仅1957一年，参加扫盲学习的职工人数达763万人，共有600多万农民和居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根据当时制定的标准，农民识字1000，城市劳动人民识字1500，干部和工人识字2000，就不算文盲。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喜悦，使全国上下弥漫着赶英超美的愿望。工业跃进，农业跃进，扫盲运动也要跃进。

1958年，全国扫盲协会会长陈毅，提出了5-7年完全扫除文盲的口号。

如果按照这个目标，就要一年扫除3000-4000万文盲，这是以往速度的10倍。其实根本完不成。

这年1月，黑龙江省的宁安县向省里汇报：实现了基本扫除文盲的消息，省里立刻提出“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

三个月后，黑龙江省向中央汇报，原文盲率达到85%的黑龙江省提前九年基本完成了扫除全省青年文盲的任务。

之后，各地陆续报捷。到10月中旬，全国79.7%的县、市都成了无文盲区。

除了报喜讯，各地还汇报介绍神奇的方法。

四川彭县办起了“青年跃进班”，学员十人，苦战十天，八人脱盲。丽春乡办起了“扫盲火箭班”18名学员，采用快速写作法，突击半天，能写二三百字的短文。

也是在这一年，身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首先响应，来了首打油诗：

文艺也有试验田，

卫星何时飞上天？

工农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流连。

这样，诗歌之风吹满地，全国人民再跃进。五千年历史上，头一次写诗的主力不是诗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作诗的任务下来，各地区都严阵以待，一场群众运动又搞了起来，要求上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下至七八岁的娃娃，都要写诗。

诗歌下面还要注上拼音

不过，毛泽东还是清醒的。诗歌运动不到一年，他就批评道：

让几亿农民写多少诗，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统统取消。

也就一句话，全国各地都消停了。

1958年之后，大家肚子都填不饱，遑论识字了，一边扫盲一边作诗的热潮也就停了下来。

4

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8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访问中国，寻求合作，接待他的是主抓教育和科技的邓小平。

之后的事情都水到渠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文盲率已下降到4.08%。

2013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担任了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在教科文组织获得的最高职位。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想当年——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伦敦成立之时，中国就是14个原始签字国之一。只不过那时还是国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长是胡适。

胡适

英美两国为这第一任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位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大家都认可胡适。

不过，那时的胡适心思可不在国际上。另外，中国当时的文盲率至少80%，当国际上管文教的，估计心也够虚的。

胡适拒绝之后，第一任总干事落在了英国人赫胥黎身上。对，就是我们课本上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孙子。

就这样，从1945年胡适和总干事的职位擦肩而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当选，中国人足足走了68年。

这半个多世纪的错过，也是中国艰难走过的扫盲之路。从40年代文盲率80%以上，到2010年的4.88%，既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侧影，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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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说过一句话，他这辈子小品成就的最高峰，就是“昨天 今天 明天”。

那是1999年春晚，他和宋丹丹的一场对谈。那一年，全国人民刚过了不得了的98年，正准备齐心合力跨世纪。

这届春晚之后，李嘉诚投资港币1600万元，拍了一部40集的公益广告，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公益广告，在央视播出。

当河南省唐河县教师马景武介绍着他的扫盲教具和“识字歌”，与袁隆平、张艺谋等名人一起出现在电视上时，观众一片哗然：这个老头是谁？什么，50年代的扫盲模范？

从下乡知青到棉纺厂工人再到张艺谋，他深刻懂得知识改变命运

中国人对扫盲这个字眼，已然有些陌生了。

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向前。

曾经被周恩来赞扬的祁建华的注音识字法，在改良成汉语拼音后就一直留在《新华字典》里，成为现在小学生们识字的必修课。

2009年初，成立了56年的中国教育部扫盲处被撤销建制，各地区的扫盲工作组也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其他单位。

有人问曾任扫盲处处长的王岱：

是不是国家不重视扫盲工作了？

王岱一乐：

这证明我们的文盲快扫完了啊。

不过还没高兴一会，教科文组织对于新世纪的文盲有了新的定义，不会使用电脑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将成为“功能性文盲”。如果按这个标准，估计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盲率也要攀升。

听起来，中国倒是不用担心。中国没有错过第四波互联网的发展。文盲的减少，也间接促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

今天的人们，恐怕已很难想象几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此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片智能手机的海洋。

但正如文盲有了新的定义一样，在义务教育普及的今天，识字已远远不够，文化普及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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