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勇“救火”湖北看上海“三巨头”非常规外调（图）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上海市长应勇的仕途忽然转轨湖北，官升“半级”。外界普遍认为，值此时刻，应勇之所以被选中“救火“，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其海派官员的政治优势。不过，不同于一般的人事调整，因为上海，这个政治高地，海派“自产自销”几乎已经形成一种“规律”。因此，应勇此次的调离和升迁算得上是一次非常规的人事调整。而事实上，不只是应勇，在他之前，上海市委专职副书记尹弘、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也均打破惯例相继北上“曲线”上位。

从最近调整的应勇来看，这位1957年出生的浙江人，是一位老政法官员。中国国内曾有报道应勇从政早期曾以“铁“和“直”闻名，受到上级赏识，一步步高升，从一名基层的公安人员进入司法系统做起，拾级而上，期间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共事，并在习调任上海之后也转任上海。多维新闻在一文中曾有过分析。

从就任湖北省委书记过去一周的表现来看，报道指应勇先是接任了前任蒋超良所担任过的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一职，接着去现场、听汇报，调整指挥部分工，显得异常忙碌……一些大陆媒体称湖北整个防疫“打法”都变了。

曾经的上海滩“二号人物”应勇被认为是“习家军”的一员，其此次接任湖北省委书记被认为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自己人”的体现。（中央社）

而事实上，不只是应勇，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除了浙江、上海的表现亮眼之外，河南省也被网络”点名“。因为在疫情防控初期，与疫情重灾区湖北临近的河南省早在外界尚未对这一疫情引起重视之时就已经采取部分城市停运与湖北往来车辆、排查武汉往来人口等开始防控，网络上一度出现”借河南省长“的声音。当然，河南省在疫情爆发之初及时反应并果断采取措施相当一部分原因据悉是因为，曾在湖北任职的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较了解湖北情况。但“借河南省长”这种声音的出现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外界对“海派官员”能力的认可。

河南省长尹弘是一个标准的海派官员。其1963年出生，浙江湖州人，从求学到入仕都是在上海，至2019年11月之前在上海任职30多年，一路从上海大学团委书记到上海市松江县副县长，2012年进入上海市委常委队伍，离沪之前官至上海市委专职副书记。按照上海政坛的人事惯例，上海市长出缺，党委副书记和政府常务副职“顺位接班”，这对于尹弘来说不失为遗憾。但是外调河南官升半级已经证明了这种安排对尹弘的“期许”。

河南是中国中部省份，虽然GDP在中国31个省市中排名前五，但其产业结构仍然处在“二一三”的结构调整期。对于河南来说，尹弘是1949年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第一位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赴任的省长，这为当地带来不小的希望，即调入这样一位海派官员将增添经济发达省份的经验与更灵活的思维。 当然，掌管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按户籍计算），这样的履历对尹弘来说未必不是更进一步的台阶。

另一位在2019年2月北上辽宁的海派官员周波生于1962年，是上海本地人。那次职务调整之前，周波的仕途一直在上海，求学时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在上海工作后分管商务、外资外贸等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从履历看，周波不仅有极强的经济理论基础，而且有丰富的发展经济的经验。周波的北上履新当时多维分析是“南官北上”支援东北经济发展的一个案例。

除此之外，围绕着周波的还有一个标签，即他是一位曾受处分的中共官员。因曾违反中共“八项规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不过，在经历这样的仕途坎坷后并未影响到周波的晋升，主要是其当时在上海的政绩十分亮眼，得到了高层的认可。此后，周波入主辽宁，也被认为其背后的经济经验、发展观念以及其背后的资源都将为辽宁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

细数这三位海派官员，应勇从上海市长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尹弘从上海市委专职副书记升任河南省省长，周波从上海常务副市长到任辽宁后，升任辽宁省委专职副书记，三位海派官员外调之后都是官升半级。这种人事调整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是政治高地的光环使然。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海派官员一说大概在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时期达到鼎盛，一般指出生上海或是长期在上海任职的官员。

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到身为副国级的彭冲、徐匡迪再到成功“入常”的黄菊、韩正，以及当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是在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入京。海派官员在中共政坛的分量，成就了上海这个政治高地的标签。当然，细究其中的逻辑，用中国大陆微信公众号为“华山穹剑”的一篇文章来解释或许更加富有依据性。“华山穹剑”曾刊文分析海派官员的特性，认为这些由江浙邻省调入或者本地官员，生活在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而民营经济要求官员必须重视“对下负责”，关注民众的利益，因而很少会看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子，明文规则更比人情和面子好用。在这种结构下，官员比拼的就是视野，海派官员长期浸染在浓厚的先行文化与国际化的环境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官员形象。

海派官员的北上西进，看似是通过人事调整破局，这背后其实还隐藏另一个问题，即是有更多的省份需要解放的思维、灵活的头脑，以及更具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官员。今次蒋超良的去职，让这种需求更加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