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实行屯田养兵制度

回顾历史，我们有瑰丽的五千年文明，有诸如强汉、盛唐的伟大王朝。但是往往对于大明的印象格外薄弱，那么明朝的军队，真的如很多影视剧中那样不堪吗？其实并非如此，抛开明末国家积弊难返的时期，草创之初的大明军是非常强大的，在久经战乱、满目疮痍的时代，以秋分落叶之势，荡涤寰宇，一统九州，后来在永乐年间，更是多次出关驱逐元朝残余势力。那为什么会有，明朝很弱的感觉呢？编者以为，当说一说明朝的屯点养兵制度（即卫所制）对大明的深远影响。

▲元末各地农民起义

元朝末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刘伯温等有识之士不能如愿的施展才华，实现抱负。一些蒙古贵族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奴役汉人，使汉人为奴为婢，在人治的时代，足以让国家走向崩溃，滑入深渊。不堪忍受的百姓揭竿而起，涌现出了张士诚、郭子兴等民间反元先锋，可谓振臂一会，从者如云。乱世就此展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最后胜出，定鼎中原，成为九五之尊，也创造了史上最强的逆袭，从乞丐到皇帝，如神话般的身份转变。

然而对于乱世之后，建国之初的大明来说，情况是十分不容乐观的。彼时，民生疲敝，百废待兴，国库缺钱少粮，根本无法给与军队足够的支出，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时任太史令的刘伯温上奏朱元璋，以军卫法完成明朝的军事制度确立，以求在保有军力的基础上，节缩开支，朱元璋深以为然并欣然接受。此为屯田养兵制度的来由。当然屯田并不是明朝首创，但为什么在留名青史的一对君臣，还是会采用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屯田之法呢？仅仅是因为没钱的原因，就实施屯田养兵制度吗？最少笔者以为并非完全如此，有以下三个原因。

▲朱元璋

经过与张士诚、陈友谅等势力的混战后，民生经济基本崩溃。而且由于是农民起义，加上朱元璋本身的穷苦经历，所以对地主、商人与官僚没有好感。使得这些在当时经济体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阶段性的失效，客观上让明初的经济雪上加霜。故而，整个国家需要更长时间的去重构整个体系，在这段时间内，国家财政是没有办法完成对军事力量的持续性开销的，这也是刘伯温提出军卫法的最主要原因。国家需要在时间，进行各方面的重建，而屯田养兵无疑是当时大明的明智之举。不如此则军力废弛，不足以抵御境外蒙元的残余力量，对内，无法震慑宵小和其他反对势力。

▲明初北元势力

“以屯养军”。将起义时期从属于各路将军的军队打乱重组，按照卫所为单位，分散安插到全国各地的边防重地。分为“守”和“屯”两部分，平时既有农耕任务，也有军事任务，两部人员交替完成“守”和“屯”任务，以实现军队开支上的自给自足。并且每年产出的粮食，除去卫所士兵自用的部分外，多余的部分会上交给国家，充实仓廪，丰盈国库，为明初的经济做出很大的贡献，弥补了建国初期，税收上的不足，可视为当时的国有产业，集合了人力、军事、治安、经济多方面的功能，其中经济上的作用最为明显。在当时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上策。

▲屯田养兵

在农业为主的封建帝国时期，这样的军制，恰好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军制，与唐初的府兵制相似，但可惜从最终结局来看，也和府兵制的结果相似，出现了军官视士兵为私人财产，在经济、生活上，不断压榨士兵、强抢士兵妻女等可怕结果，造成逃兵不断，战力骤减。甚至明朝后期，不得不进行募兵如戚家军就是其中代表。军籍制度的好处已经名存实亡了。明朝统治者在后续的政策中，并没有对此军制进行改良和更新，贪腐成风，在两厂一卫的特务制度下，依然没有做到朱元璋想要的清廉政府，反而使此良策变成了大明的负担，不得不让人感到可惜。

▲锦衣卫

为了解决征兵问题，大明不得不采用屯田养兵制度，将“军”与“民”分割开来，这样属于军籍的家庭，就能源源不断的为国家提供士兵，使大明不必为兵源不足的问题而在军事上掣肘，同时属于军籍的人，也会注重个人战力的提升，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水平，不至于因为长期没有战争而导致武力废弛。

▲花木兰家就是军户

明朝的卫所制规定，军籍是世袭的，士兵的来路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为从征，即为开国时便已经是士兵的人，此类士兵人数较多。二为归附，主要来自于朱元璋的竞争对手，兵败之后，加入明军，数量也不少。三为谪发，即为通常所说的充军，是触犯了刑法的罪人。四为垛集，即征兵。前两种方式，还比较让人能够接受，毕竟，卫所制颁发之前就已经是军队中人了。属于给了个法定身份。后两种则属于违逆本人意愿的行为了，毕竟对于有着强烈乡土情的华夏子孙，故土难离可不是说说而已，古时交通不便，经常出现一别便是永远的情况。家书抵万金，可不是随口说说而已，也体现出当时通讯的不便。如此条件下，非自愿的方式加入军队，就意味着挥别亲友故土，此生不复相见。此举，并不能真正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反而变成了一种惩罚，使军籍百姓没有了，身为军人的荣誉感，反而会以此为耻，觉得比不上人，得不到相应社会地位。所以初期还好，毕竟久经乱世，人心思定，都想有个盖世英雄，能够平定天下，还百姓一个太平，这也是为什么，明初屯田府兵制度，比较容易让百姓接受。明初洪武年间，全国军队总数已经达到180万，而到了多次对外用兵的永乐年间，其时军队总数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80万之多。真是应了那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少在军队数量上，朱棣已经完成了对其父的超越。这些都是因为采用了屯田养兵制度，才造就了大明初期军事上的强大。在大明王朝初期，屯田养兵制度确实给了国家很大助力。

▲戚家军的兴起，也是卫所制的衰弱

但没有一个政策是可以永远不变的，和平日久之后，军籍内的百姓，从出生起就被打上了军队的烙印，人生之路已经被预设好，相信没有人能够接受这种不能改变的命运。可能有读者会疑惑，难道不能再军队内获得晋升么？不好意思，真不太能，也许明初征伐较多的时候可以，但随着局势稳定下来，深处内地的军籍百姓，已经没有什么晋升机会了。在和平年代，所有人都渴望有更多可能，而不是被他人制定人生。再加上，各地卫所当权人员的无尽压榨，使得屯田养兵制度，变成了屯田养官，使得卫所制的军事作用不断下降，军籍百姓苦不堪言。

明初有很多的公候和异姓王，各个功绩彪炳，劳苦功高，如何对待从龙之臣，历来是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朱元璋明显耐心少了一些，不过作为中国史上最强的逆袭者▲刘邦再怎么说也算公务员，洪武大帝政治手腕绝对是一流的，借用刘伯温所献卫所制，连消带打，没有什么大的动荡的情况下，就解决了大批功臣，从帝王学的角度来说，手段狠辣，为后来者继位，营造了较为轻松的环境，当然也因为这一批能臣武将的消失，导致后来靖难之役，朱允炆无人可用的尴尬。可谓是一饮一啄皆有定数，人算不如天算。

那么卫所制为什么在政治上如何为朱元璋所用呢？原来是卫所制客观实现了，兵帅分离，兵不私将，将不专兵的结果。

《洪武圣政记》中记载：凡有事征伐，则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既旋，则上所佩印于朝廷，军士则各归其卫，而单身还第。其权一皆出自朝廷，而不敢有所擅调。

▲胡惟庸案

此举割裂了自古以来的兵将关系，所有军户分属于各地卫所，当需要用兵行军事之时，才会从各卫所调出兵力，也就是说这些士兵从来都不是某位将军的嫡系部队，只属于国家，想要用兵，必须有兵部的命令。各军事将领，平时居于首都之内，并不统兵，军事力量牢牢的掌握在洪武帝手中。锦衣卫对文臣武将的监视，令众人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军户们生活在各个卫所，没有洪武帝的印信命令，兵士不会被任何人随意支配，从制度上杜绝了武将们起兵谋反的可能。而且战乱日久，天下初定，没人再想打仗了。所以后来洪武帝屠杀大臣也没有力量可以作乱。

▲刘伯温

刘伯温为朱元璋献上的“军卫法”，初衷完全是为了让大明的统治更加稳固，恢复经济秩序，使黎民过上好日子制定的策略，万万没有料到，洪武帝技高一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此制度当做了剥夺兵权的利刃。刘伯温去世前曾对次子刘璟说：“实行政策，要讲究刚柔并济，因时制宜，乱世已过，如今国家应该与民休息，施以仁政。上位者要有好的德行，法律法规要尽可能方便易懂。日常生活中在当权的人要以自身为表率，以德行引领百姓，并不是一味的用刑才能教导万民，仁政的影响会于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作用更加长久，一旦百姓与大臣出现错误，陛下能以父母的胸怀去思考问题出在何处，刑罚要公平公正，能服众能警醒世人为先。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这样的话百姓就会理解和遵守相应的法律，降低百姓触犯法律的可能，百姓也会更加适应法律，彼时人心所向，对朝廷会更加信任，皇帝以仁爱的德行示人，百姓愈加信赖大明，这样的话，大明的江山必然更加稳固，可以统御天下更长时间。”他将此作为遗言托付给了次子，希望在他死后，皇帝问起自己时，刘璟能将此等忠言，上秉朱元璋。可惜的是，后来的皇帝并不能充分领会其中的精神。

综上所述，大明实行屯田养兵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制度，不仅在经济和军事两个国家宏观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初期奠基性作用，大大降低国家在这两方面的投入，同时减轻了当时久经战乱伤害的大多数百姓的负担，与民修养生息。也与朱氏王朝的初始政治目标相吻合，在朱元璋为接任者扫平障碍的道路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避开了政权交替之中，主弱臣强的尴尬（朱棣是宗族，不是外臣或异姓王）。对于身为执政者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不二之选。且在后续朱元璋反腐工作中，哪怕朱元璋处理了，胡惟庸案、蓝玉案，株连甚广，也没有失去基本盘，屯田养兵制度使得兵权只属于皇帝，客观达到了稳定社会的效果。

所以说再给朱元璋一次机会，他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屯田养兵制度的实行，完美的实现了朱元璋对于王朝建立初期的设想，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时过境迁，当时的良法，可能是后世恶律。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完成相应的制度改革，是历朝历代大多数统治者的通病，也是中央集权后，家王朝没有合适接班人之后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