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挣扎5：他只能站在简陋茅庐中向前眺望，小心揣度

《诸葛亮的挣扎1：向败局而去，岂非宿命》

《诸葛亮的挣扎2：务农青年开局，拉关系全靠媳妇》

《诸葛亮的挣扎3：隆中对并不高大上，只是一次讨好老板的面试》

《诸葛亮的挣扎4：刘备基本没把隆中对当回事儿，听过就忘》

（接上期）

有人认为，《隆中对》提出的战略规划看似周详，实则自相矛盾，存在先天不足，本身就不具备可行性。诸葛亮指出，在刘备集团的发展道路上，“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二者之间恰恰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跨有荆、益”的设计被破坏，是因为孙权背盟袭荆州，而荆州关系江东集团的上游安全，占领荆州一直处在江东的事业规划中。先前周瑜、鲁肃提出“鼎足江东”的二分帝业，占据荆州是必须的，之后吕蒙虽然将孙吴的政治定位拉回保据江东的偏安帝业，但荆州依旧发挥着屏障作用。如此看来，为了巩固上游安全，孙权一定会谋求占领荆州，那么分别处于长江上、下游的蜀汉和孙吴就处于对立状态，既想“跨有荆、益”又想“外结好孙权”是不可能的，孙权背盟是必然的。从孙权袭占荆州轻而易举，刘备复争荆州艰难未遂的事实中，可见孙权只要背盟就必能得手，“跨有荆、益”设计的破坏也是必然的。

从孙、刘各自代表的根本利益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外结好孙权”最终也是不可能的。刘备的目标是要兴复一个由自己代表的汉室，而孙权是要成就以自己为主的帝业。对于刘备来说，“跨有荆、益”只是兴复汉室之下的阶段性目标，“外结好孙权”只是为兴复汉室而采取的阶段性策略。对孙权来说，与刘备结盟同样是一种阶段性策略，为的是共同应对曹操这个强敌。孙刘联盟的阶段性意义在于，双方都处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借助联盟对抗曹操，为自己赢得发展空间。双方都知道，孙刘联盟注定是阶段性的，先服务于各地当前的阶段性利益，后经由阶段性利益的实现而服务于各自的成就帝业的根本利益。

而且从日后鲁肃借吊刘表之丧名义主动促成联盟来看，孙刘联盟是具有可行性的，“外结好孙权”是可能的，并非诸葛亮一厢情愿。结盟之后，孙权对联盟的态度也一直积极。赤壁战后，尽管江东为此做出了更大贡献，但孙权还是愿意将南郡借给刘备，并对其占据荆南四郡表示承认，甚至当刘备已经“跨有荆、益”的情况下，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双方差一点兵戎相见时，仍以中分荆州的形式化解了争端。这表明，在北方威胁仍然很大的阶段内，联盟仍然需要存在，双方的利益纠纷在所难免，却并非不可调和。不可调和的只是根本利益，并非联盟所服务的阶段性利益。从孙权背盟的事实中得出孙权必然背盟的结论，进而得出既想“跨有荆、益”又想“外结好孙权”是不可能的结论，是没有区分根本利益和阶段性利益，从而将根本利益上的矛盾不可调和直接替换在阶段性利益关系之中。

从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主成都，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背盟，这五年间双方关系虽历经波折，但仍维持了联盟关系，“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在这期间是同时实现了。孙权之所以会破坏联盟，缘于他对联盟认知的变化：当把南郡借给刘备时，孙权并不认为刘备会成为威胁；当刘备拒绝共取益州的提议而自己夺取时，孙权开始索要荆州；当刘备占领汉中并单方面称王时，孙权便开始筹划以武力夺取荆州。在联盟的过程中，孙权对刘备由信任变得不信任，即便此时曹操依然强大，但刘备的崛起渐渐形成了对孙权实现根本利益的更直接的威胁。当刘备通过联盟实现“跨有荆、益”，极大地获益时，孙权从联盟中没能进一步获益，甚至无法得到应有的联盟安全，既然如此，联盟存在所服务的阶段性利益也荡然无存。至此，背盟才成为必然。

刘备死后，荆州已归孙吴，已经不可能由蜀汉独自“跨有荆、益”，但诸葛亮执掌蜀国伊始便“外结好孙权”，仍在另一种框架下谋求“跨有荆、益”与之并存，即以孙刘联盟的形式“跨有荆、益”，孙吴占荆，蜀汉据益，相互呼应。

益州是“天府之土”，荆州为“用武之国”，加上下游“国险而民附”的扬州，整个长江一线被连缀成一个完整的大势，以此对抗曹操，这是那个时代鲁肃、周瑜、诸葛亮这样具有远见的战略家们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无疑具有开创性，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以长江为界，南方与北方相互独立而彼此对抗的历史局势，而它提出的大背景是长江流域以及江南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地位上升。最早提出这个大势的是鲁肃，建安五年（200年）他就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赤壁战后，周瑜也曾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他计划越过刘备西取益州，北并张鲁，再回头进据襄阳，图谋北进。鲁肃、周瑜都想将益、荆、扬三州连缀成一种完整的大势，所不同的是，他们想由江东集团单独掌控这一大势，而诸葛亮则想通过孙刘联盟实现这一大势。

在操作层面，诸葛亮本想由蜀汉“跨有荆、益”，再“外结好孙权”以联结扬州，但事与愿违，他只能退而求其次，由蜀汉占益州，再结好占有荆、扬二州的孙权，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是一种同鲁肃、周瑜不谋而合的战略设想，即将长江一线以及江南地区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对抗北方。事实上，日后每当出师北伐前，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姜维都多次联络孙吴，相约一同出兵。蜀汉主攻方向在关陇，孙吴主攻方向则在荆襄、淮南，《隆中对》中所说的“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也通过退而求其次的联盟形式得以实践。

当然，如果考虑到荆州与江东长期的对立关系，以及日后江东主动促成联盟的事实，不能不说，诸葛亮在建安十二年（207年）便提出“外结好孙权”，恰好显露了他的远见。荆州当时还在刘表治下，因为射杀孙坚，荆州与江东有着“已历三世”的世仇，孙策、孙权为了复仇，数次主动攻打荆州。在这种背景下，设想从刘表手中夺得荆州后，再与孙权结盟，要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是出于一个政治家熟谙利害变动可能带来敌我势位变化以及关系重组而展示出的睿智。一年之后，正是江东主动促成了联盟，而非诸葛亮主动过江。

虽然没有获得刘备属意，但诸葛亮自己一直十分重视经营与孙吴集团的关系，“外结好孙权”一直是他整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赤壁战前，是诸葛亮建议向孙权求援，并亲自出使江东促成联盟；留守荆州期间，是诸葛亮悉心维护联盟；刘备死后，是诸葛亮积极寻求恢复联盟；孙权称帝后，还是诸葛亮力排众议，不与孙吴争执正统名分，继续维护联盟。除了孙权背盟袭荆州以及夷陵之战时，诸葛亮无法左右刘备的决策，终其一生，诸葛亮都忠实贯彻着“外结好孙权”的规划。

总而言之，《隆中对》作为一篇诸葛亮为刘备所作的战略规划，并没有得到刘备的重视，在蜀汉的建国道路上，更没有得到刘备的贯彻执行，更多地只是诸葛亮对刘备集团发展方向的个人观点，等到他执掌蜀汉时才开始得以施行。后人往往高估了《隆中对》的意义和重要性，很多不值得争论的问题也随之争论不休。对于《隆中对》，我们应该更多地站在诸葛亮个人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汉末三国的宏大背景下，以后来的历史反过来对照它的应验与否。

历史不是剧本，诸葛亮不是导演，一旦身处历史之中，没人能确切知道历史的结局。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通过读史书知道了历史的始末原委，可以大胆向后回望，但诸葛亮只能站在建安十二年（207年）那间简陋的茅庐之中向前眺望，小心揣度；我们可以用后来的事实去检验原始的构想，但诸葛亮只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扰攘乱世中，尝试勾勒一道忽明忽暗的未来图景。这是《隆中对》诞生的背景，也是历史人物诸葛亮内心的挣扎——为自己人微言轻而挣扎，为刘备弃《隆中对》不用而挣扎，为无法洞穿时空迷雾而挣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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