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80周年：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是抗战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李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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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七七事变”爆发八十周年纪念日。八十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挑起战火，中国军队奋勇反击，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自此全面爆发。在八年抗战中，文化界的抗战是没有硝烟的战斗，而其恰恰因此往往被忽视。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舍生取义投入抗日洪流，或殚精竭虑口诛笔伐，或传道授业培育后学，用他们的过人智慧在与侵华日军进行着一场场看似平静实则波涛汹涌的斗争，使其成为抗战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更是抗日时期文艺界抗敌御侮斗争中的翘楚。他远赴南洋七年多，以笔为枪控诉日寇、以机智巧妙周旋于南洋战场。最后，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作家夏衍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1937年，郁达夫家乡富阳被日寇占领，母亲不肯做“亡国顺民”而绝食自尽。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得知此噩耗，悲痛不已。年末隆冬，他在福州青年会的小屋中，为前来拜访的爱国青年写下了震撼人心的题词：“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是年，他开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主编。

1938年12月，郁达夫偕同妻儿辗转来到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他先后担任了多家报刊的编辑。在他的主持下，这些报刊几乎都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郁达夫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2年2月，日军占领了新加坡，郁达夫等人被迫撤离。为了隐蔽身份和解决生计，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省的一座小镇上经营了“赵豫记酒厂”，酒厂的老板就是郁达夫。由于郁达夫巧于周旋，这里还比较安全。许多文化界人士和从事抗日活动的青年也来到小镇避乱。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活，郁达夫又开办了肥皂厂和造纸厂。“赵豫记酒厂”成了抗日人士的活动中心，在郁达夫的掩护下建立秘密组织“同仁社”，搜集情报，开展抗日宣传。

知名作家、战地记者、流亡华侨、报馆编辑、宪兵府卧底……郁达夫的一生辗转多重身份。这位爱国主义作家不仅用他手中“相当于几个师的军队”的笔为祖国抗战宣传呐喊，更在日本宪兵队枪口下，直接保护了大批华侨领袖和义士免遭迫害。他的故事值得后人永世传唱。

厉麟似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外交家和语言学家，上海文化界抗日代表人物。抗战期间，其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了国内外大批文化精英，使其成为文化界抗日救亡的思想领袖，被誉为“中国甘地”。他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与蔡元培等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有影响力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开展救亡运动。同时，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作为教育家与学者，厉麟似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爱国知识青年。他的军事研究，成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依据。

作为外交家，厉麟似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国联外交”。并借助国联等国际组织有效争取了更多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赢得了更大空间。作为蒋介石的对德外交顾问，他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存续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中国抗日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厉麟似的核心抗日外交思想之一就是要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他曾多次强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不能孤军奋战，必须联合苏联及英美等国的力量，若此，中国的最终胜利与日本的最终战败将是必然的。

林语堂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和语言学家，曾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抗战期间，他虽身在海外，但却一直心系祖国，用手中的笔在为中国的抗日斗争争取西方世界的舆论支持。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十分关注祖国抗战情况的进展，时刻关注外国报刊上的信息，以便及时掌握抗战的最新情况。

林语堂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国际知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支持中国抗日的文章，在西方民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在“七七事变”爆发不到二个月的8月26日，林语堂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了题为《日本征服不了中国》的文章。该文分析了1931年以来日本逐步侵略中国的过程，并称士气高涨、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外来势力所征服，同时预言“最后胜利的一定是中国”。

1937年11月，一家美国英文杂志专门出版了《亚细亚中国抗日战争专号》，刊登林语堂和赛珍珠的文章。他还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专访，专访文章的标题为《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　　

此外，林语堂还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游说工作，希望能够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抗日战争中，中国虽然得到美国的同情以及援助，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比较冷淡，还想发战争财，把汽油、武器等与战争有关的物资大量卖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对此，林语堂十分气愤，他在于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毫不讳言地指责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与日本问题上的两面派手法。

林语堂认为，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就是用笔锋为爱国精神宣传，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在国家遍地烽火之际，林语堂在美国以英文写成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主人公就是抗战前线的人民、勇士。他曾说，写《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　

老舍是现代著名作家，被誉为“人民艺术家”。八年抗战期间，他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下来，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振奋人心的抗战作品，为抗战文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抗战期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抗战通俗文艺作品。1938年11月，老舍出版了抗战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内收三段鼓词、四部抗战戏剧和一篇旧文体抗战小说。这一时期，老舍在《抗战文艺》、《抗战画刊》、《抗到底》等抗战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

1940年1月，老舍与宋之的合写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讲述了回汉两族同胞团结抗日的故事。1940年6月至8月，老舍应军界朋友之约创作完成了话剧《张自忠》，剧中描写了张自忠将军坚持抗敌、以身殉国的英雄事迹。　　

抗战期间老舍的创作颇丰，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属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那部被他自己称作是“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四世同堂》。

抗战期间，老舍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各阶层作家及抗战人士以笔作刀枪，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振奋人心的抗战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此间老舍创作的长中短篇小说有18余部，戏剧11部（含与人合作），诗词曲艺快板等130余首，演讲、杂文、报告、散文、书信等290余件（篇）。可以说，此间老舍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他的作品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成为了鼓舞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有力武器。

邹韬奋是中国近现代著名记者和出版家。他有效利用报纸这一媒体发表了大量言论和新闻，以唤国人，共起救亡御侮。他一生多难却奋斗不息，曾三次流亡，一次入狱，为抗日宣传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曾公开登报招募股款，支持抗战。他还曾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七七事变后，他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该刊后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并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邹韬奋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引导大批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除上述五人外，梅兰芳、茅盾、朱自清、傅斯年、陈寅恪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也都展现出了他们的抗战风骨，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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