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她在大英图书馆“掌管中国历史”，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守护敦煌经卷并表示“不会舍不得归还”

吴芳思的家很好找，门前有一小片竹林，门头挂着一条红纸做的游龙——这在伦敦市中心的富人区伊斯灵顿显得颇有些特立独行。

竹子是林语堂的女儿住在伦敦时从家里拿来的，龙是吴芳思儿子的属相。69岁的吴芳思延续着她和中国40多年的缘分。

在英国，吴芳思是知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她曾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负责保管、整理中国典藏，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那1.4万件敦煌经卷，这大概是全世界所有敦煌经卷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掌管中国历史的人”。

“挑战者”吴芳思

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认为孔子在礼仪方面太挑剔，反对“有组织的宗教”，从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退休后第一天就炮轰图书馆过于商业化、官僚化……

退休后的吴芳思独居，她的家比想象的要“寒酸”。沙发、桌椅都旧了，厨房里杂物堆得满满的，小客厅四壁全是书，白天不开灯就显得昏暗压抑。

在英国学术界，吴芳思显得有些“另类”，是个不折不扣的“挑战者”：

她怀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第一个皇帝的贡献被大大低估；她质疑宣称自己在中国生活17年的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一个证据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并没有提到喝茶、筷子、缠足和长城等事物；她坦言自己不喜欢孔子，认为这位儒教的圣人在礼仪方面太挑剔；

她反对“有组织的宗教”，认为宗教仇恨与隔阂是西方历史上无数重大冲突的源头；她曾担任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是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位阶最高的职员之一，但却在退休后的第一天，就在媒体上炮轰图书馆过于商业化、官僚化。吴芳思一直在呼吁人们对那些习以为常的说法、理论再看看、再想想。

“用‘挑战者’这个词形容我似乎有点重了。”吴芳思说，“但我确实是希望人们不要害怕对历史和现实问题重新思考，他们不一定非要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观点。”

幼儿园时的吴芳思总是在午餐时偷偷把不爱吃的羊肝藏在口袋里，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在“安安静静地反抗老师”。后来稍大一些，别的小姑娘在学校都选择学吹笛子，吴芳思却选了少有人选的双簧。“当你的选择和别人不同时，你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这也许也为她之后选择学当时少有人学的中文埋下了伏笔。

吴芳思

爱读书，是“终极热情”

“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吴芳思从小爱读书，这和她后来展现出的语言天赋一样，都是受父母的影响。她父亲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专业是中世纪法语《圣经》研究，毕业后以法语专家的身份进入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工作，是编排图书目录的好手；母亲是个中学法语老师，“喜欢干活儿，整天闲不下来”。

在吴芳思的记忆里，父亲很聪明，常有人跟不上他敏捷的思维。他是个坚定的无宗教信仰者，这导致吴芳思后来对宗教也没有特别的热爱。她认为“有组织的宗教”会让人变得盲目、让人行为受限、会导致宗教仇恨与杀戮，这一观点也许正是发端于此。

后来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保管中国佛教经卷时，曾和一个日本老师学习打坐冥想，但也没有成功，因为她“没办法什么也不想”。

吴芳思认为，有些中国人虽然信仰宗教，但不墨守成规、不教条。“中国人说，在办公室里是儒教，退休后是道教，这就是不束缚于某种‘有组织的宗教’。”她说。

吴芳思从小数学不好，也不喜欢体育，只是爱读书，说那是她的“终极热情”。她记忆里，11岁以前常去家附近伦敦海格特的一家旧书店淘书、买书，回家看完了，就再卖给书店，买更多的书。

吴芳思说，回想起来，父母在各个年龄段将“正确的书”推荐给了她。十几岁时，她爱读英国作家高斯的《父与子》，会去伦敦书展上找童书作家安东尼·巴克里奇签名。甚至直到现在，她还喜欢读巴克里奇的书。

对书的热爱影响到了吴芳思后来的择业。大学毕业后，她本想进博物馆，“天天和器物相处”，但后来大英图书馆邀请她去，她欣然接受：“大英图书馆里有那么多古书旧书，所以也可以算博物馆吧。”

直到今天，吴芳思丝毫不隐藏她对书的喜爱。每当提到她写过的书，她都会起身去书房拿来，赠送给来访者。吴芳思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甚至比上班时还忙”。

她即将在英国出版的就是一本名为《中国那些伟大的书》的“书之书”。在此书中，她将向西方读者介绍60本她眼中的中国好书：《诗经》《浮生六记》《小二黑结婚》《毛主席语录》《干校六记》……

吴芳思觉得，中国人对英国文学的了解比英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要多得多。她记得一次在上海坐出租车时，司机在读《福尔摩斯》，“看了又看，书都翻烂了”。吴芳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文学介绍给英国人。

在大英图书馆，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向都本基一行展示珍贵的馆藏东方文献。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中文，“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20世纪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充斥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游行示威，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

回想自己的一生，吴芳思说，也许她做得最“有挑战性”的事就是选择学中文，这个“决定一生的命运”的选择，也始终让她感到庆幸。

因为父母的影响，吴芳思从小就掌握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她在上中学时想选择一门“越难越好、越不同越好”的外语，并最终有些“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中文，并一直坚持到了大学。

当时的英国，开设中文课程的大学只有牛津、剑桥等4所，牛津只有两名中文老师，吴芳思因此选择进入剑桥。“学中文学得非常努力，整天都在学。”吴芳思回忆大学的生活。

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衰落”“英国病”“冷战”等主题充斥英国大学校园，大学生们都在忙着参加游行示威，而学中文的吴芳思整天学习发音、词汇、语法，根本没时间顾这些。

偶尔闲暇，吴芳思喜欢给她的室友烧饭，常常搞些创新，比如试试中东菜，用羊肉丸子烩虾仁，用植物染料给米饭染色。她喜欢研究中国考古，爱抚摸中国的小陶器，摹画上面的花纹。她的大学论文题目是《从商代以前的陶器看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

当时的剑桥是英国汉学家的大本营之一，吴芳思沉浸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她记得，那些给她上过课的汉学家各有特色：后来《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英国人鲁惟一喜欢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学希腊语”；荷兰人龙彼得非常不喜欢学生在论文中使用太多“某某主义”这样的大词；

还有从牛津赶来给他们开系列讲座的《红楼梦》译者大卫·霍克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吴芳思到现在也常常玩味：“研究中国，难就难在要区分真实历史与虚构故事，因为常常‘历史讲成了故事，故事写成了历史’”。

吴芳思。图片来源：China Daily

在北京练习手榴弹

“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人们的收入相差无几，几乎没什么贫富差距”，40年后回想在中国的经历，头发花白的吴芳思更多的是强调，当时所见所闻让她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

吴芳思曾两次到访中国，这两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更让她对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理解更深。

第一次是1971年，祖母去世后给大学刚毕业的吴芳思留下250镑。她因为有这笔钱，再加上会说中文，于是被允许参加了中国的第一批英国“革命青年代表团”，在中国待了一个月。

在中国，代表团没有去参观名胜古迹或博物馆，而是去了刚刚修好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和让中国人骄傲的拖拉机制造厂，去公社采访赤脚医生。因为对建筑感兴趣，吴芳思还在一个村子和木匠聊了很久，研究他们的工具和技法。

她认同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用“还好”来描述那时的中国。吴芳思后来写道：“能在乡村道路上漫步，看一看长在碧绿稻田里的青翠荷叶、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呱呱叫的鸭子、仿佛从中国画里走出来的穿蓑衣的老农，也不失为一桩乐事。”

吴芳思再去中国已是1975年。那时，中国与外界交流很少，当时学习中文好比是学一门“死语言”。为了到中国练中文，吴芳思和其他8个英国学生一同参加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留学交换项目，在北京大学学习一年。28岁的吴芳思发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她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对中国的热爱。

那时的生活条件仍然艰苦。“洗澡只有一个淋浴头，还得和20个朝鲜女学生合用。”但在吴芳思眼中，北京与中国和她上次到这里时见到的一样，还是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浪漫色彩。她喜欢中国人对不同颜色的命名——“绯红”“杏黄”“酱紫”，喜欢中国人把猫头鹰称为“猫头鹰”，这些命名在她看来，简直是“好到难以置信的描述”。

吴芳思在回英国后所著的《在北京练习手榴弹》一书中写道，自己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或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挖防空洞；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

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星期六上午，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必修课；体育课上，要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手榴弹投弹训练……

40年后回想在中国的那段经历，头发已经花白的吴芳思更多的是强调她对北京的喜爱：当时长安街半夜还有羊群走过……

吴芳思的著作《丝绸之路2000年》封面

守护敦煌经卷

“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及部分电子化

就在吴芳思离开中国后一年，她所预感到的“改变”终于来了。“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去西方研究机构学习，回到大英图书馆工作的吴芳思也继续有机会和中国人接触。

那时，大英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对敦煌经卷的研究。100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莫高窟用14块马蹄银换走了这批在洞窟密室中偶然发现的经卷，从此它们就成了大英图书馆里的珍宝。

经卷记述的内容从前秦到南宋，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极为珍贵。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谈到敦煌经卷，吴芳思的话明显多了起来。她总说自己很幸运，能在过去几十年里天天守护这些宝贝。吴芳思在大英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这7000份完整经卷和7000份残卷的整理、归档及部分电子化，这让她很自豪。

“打开它们需要极其小心。”吴芳思说，“有时候，你轻轻抖动这些纸页，听到那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吴芳思向来对纸张很着迷。她管理的图书馆藏品中就有世界上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书籍、1100多岁的《金刚经》以及1634年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等珍品。敦煌经卷中，最早的纸张诞生于约公元400年，那之后1000多年，欧洲人才造出第一张纸。

敦煌经卷中，除佛经外，还有税单、合约等文件，通过它们，吴芳思看到中国一千多年前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她对敦煌这个位于丝绸之路南北路分界点、将这条东方贸易之路推向辉煌的重要城市一往情深。

吴芳思在她的《丝绸之路：亚洲中心的两千年》一书中，详尽描绘了丝绸之路5000年来的兴衰，追溯这条西方人笔下浪漫又危险的道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就对丝绸之路有极大的兴趣，路的那头就是神秘的中国，那是茶叶与丝绸的故乡，散发着浓郁的异域气息。

吴芳思著作《马克·波罗到过中国吗？》封面

“理解与共情让你成为半个中国人”

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保证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保护并向所有人开放，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特权感到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危险的事”

吴芳思曾邀请多位中国敦煌学专家来英国共同研究敦煌经卷，并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对他们关怀备至。

吴芳思主动谈到经卷的归还问题，表示如果能保证这些经卷能得到悉心保护并向所有人开放，她自己不会舍不得归还。“我为拥有过保管它们的特权感到自豪，但如果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经卷只属于他自己，这是件危险的事。”

吴芳思说过：“理解与共情让你成为半个中国人。”当被问到她是否已经是半个中国人的时候，吴芳思说：“可能不到半个吧，我还应该学更多的中文。”但过了一会儿，在英国“脱欧”公投中选择“留欧”的她又调皮地补充道：“但‘脱欧’后，我又算多少英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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