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割据根本原因：唐代宗为首的中央与地方节度使的心有灵犀

宝应元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位。同年十月,唐军与回纥援军在洛阳与史朝义的叛军主力进行双方的战略决战。占据优势的唐军一举击溃对手,取得决定性胜利。

史朝义战败,率残部逃往河北,并于次年初自杀,其手下将领则纷纷向朝廷投诚。然而朝廷实力有限,为求迅速平叛只能与安史余党妥协。朝廷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此时的河北地区大多仍旧掌握在安史余的手中,他们在名义上已经是臣属于朝廷的节度使,而实际上仍然拥有各自管内的最高权力。

尽管朝廷实力有限,但从实现真正统一的目标出发,代宗和德宗仍先后采用各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大历十年(775),魏博藩镇田承嗣叛乱,朝廷进行讨伐,但在战争持续两年仍难分胜负之后,双方只得以妥协告终。

德宗建中二年(781),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未得朝廷任命,擅袭节度使,德宗派军队进剿,但随着战事的进行,河北各藩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转而联合对抗朝廷军队,并激发了泾师之变,导致德宗被迫出逃,辗转于奉天、梁州。直到德宗以诏书的方式公开承认河北藩镇世袭的合法性,并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才重新赢得多数藩镇的支持,扭转了不利局面,最终重返长安。

一旦我们考虑到因削藩战争引发的建中之乱几乎导致唐朝的灭亡,就能够了解兴元元年(784)朝廷与河北藩镇达成和解一事,对于唐朝政权的稳固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朝廷的最高权威至少在名义上获得了河北藩镇的承认,而作为交换,河北藩镇自治和世袭的原则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如果我们抛开传统的道德评价,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来看待朝廷和藩镇之争,就可以认识到,兴元元年的和平协议对双方来说应该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在朝廷方面,经过代宗和德宗的多次努力,已经认识到以现有实力尚不足以彻底消灭藩镇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与藩镇达成和议显然是符合现状的选择。此外,在达成内部和平之后,朝廷方能腾出手来,把用于平叛的武力转移到西北边境抵抗吐蕃的入侵。

而对于藩镇来说,想要武力推翻唐朝也不大可能,而且无论是谁想取代唐朝政权,都势必难以得到其他藩镇的认可和拥戴。既然如此,继续承认唐朝的权威,而在各自的领地内享有自治和世袭的实际利益,无疑是藩镇们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

由此可见,安史之乱后,朝廷和藩镇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一种相互竞存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因为相互竞存,所以双方的斗争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直至冲突不断;因为相互作,所以双方实力在短期内都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这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形,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非王臣”的皇帝来说显然是屈辱的局面,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评价极低。可是就唐朝政权而言,其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由于获得最强大的地方势力的承认,至此方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重新确立。

“安史坏乱之后,肃宗草创,事出一切,人情震摇,易以生变,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

代宗即位之初,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十分困难的局面。鉴于大乱甫定,国运维艰,兼之人心厌战,朝廷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有效统治,并重新树立朝廷的权威,因此,代宗不得不对地方割据势力采取安抚与羁縻的政策,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以求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正常秩序。

代宗的姑息政策使得安史余党继续保持对河北地区的控制。而河北藩镇也充分利用朝廷的困境,扩充自身实力,并且“连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

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代宗对藩镇采取姑息的政策,但亲历安史之乱的他对藩镇扩张的威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不破坏与藩镇保持表面和平的大前提下,代宗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遏制藩镇的过度膨胀,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朝廷对河北藩镇的动作。

由于河北地区是安史叛军的老巢,因此朝廷对河北藩镇的防范之心自然远胜其他藩镇。然而安史余党的势力在战争中并未受到根本性的打击,朝廷很难插手其间,于是代宗以心腹大将李抱玉封为泽潞节度使,囤积重兵于太行山西侧，又利用昭义节度使薛嵩去世之机,先后将太行东麓的邢、磁等州划归泽潞管内,其用意即在以泽潞监视河北三镇。

代宗对安史余党以安抚与防范为主,而对其他藩镇的态度和手段就要强硬的多。

即便是跟随代宗出生入死的郭子仪也曾因受到皇帝的猜忌而数次被罢免兵权,闲居京城。而同样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的来瑱、仆固怀恩、周智光等人却因出身行伍,在年征战中习惯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政治思维,未能如郭子仪般深刻体察到代宗重振皇权的努力,因而最终都遭到代宗的猜忌和打压,或被贬,或遭败亡,成为代宗加强朝廷权威的牺牲品。

再比如我们熟悉的李光弼，本是与郭子仪齐名的中兴元勋,但他在乾元二年取代郭子仪出任副元帅职时,曾提议以亲王担任天下兵马元帅,而获得出任元帅的是赵王係(后改封越王)。正是这个赵王係,在肃宗病危之际与张皇后等人策划宫廷政变,试图取代宗而代之。

当越王在政变中失败被杀之后,曾经担任过其名义上的副手的李光弼多少会受到影响。在代宗看来,李光弼的政治立场和倾向是值得怀疑的。正是由于此,在代宗即位之后,李光弼与朝廷之间开始互相猜忌和防范。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弼虽然与朝廷分道扬镳,但他对其他一些虽效忠朝廷却又拥兵自重的节度使仍然具有极大的威慑力。

从上述多个事例可以看出,因为姑息藩镇而受到后人严厉指责的代宗实际上对藩镇的威胁有着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相当积极主动的对策。

代宗在经历了多次威胁到朝廷生存安危的内外军事危机之后,有意识地加强了对藩镇的约束,并且进而通过对节度使及其重要僚属的任免来控制藩镇。以忠于皇帝的禁军将领出任节度使无疑是朝廷权力的体现,因此,“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的局面,就是代宗加强对藩镇的控制所产生的积极成果。